▲ 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（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/ 摄）

开篇：朔州的风与一张预处罚通知书

　　2026年1月17日，山西朔州市市府街上，零下10摄氏度的风裹着煤烟味。投资人孙晓东站在台阶外，搓着冻红的手问空气：　　　

“朔州市政府到底什么时候能执行省高院的裁定？”

　　这一问，问了二十年。

　　二十年前，他拍下开发区35亩“完全未开发的处女地”，准备建酒店与停车场。规划批了，施工动了，却在2006年被政府一句“换块地搞绿化”打断。地换了——政府盖起了办公楼，原址成了停车场与绿地。置换的承诺却像断了线的风筝，飘了九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依旧没落地。

　　法律终于出手。忻州中院向朔州市政府下达预处罚通知书：若拒不执行，将对市长吴秀玲每日罚款50元，并将市政府列入失信名单。

　　消息一出，舆论哗然。人们惊觉：连法院推进执行都如此艰难，普通百姓的维权路，岂不是更难？

一、土地置换的游戏：从“处女地”到“停车场”

　　2003年，朔州建市刚15年，煤炭正旺，城里连一家高档酒店都没有。溢源居公司拍下开发区农场里的35亩地，按设计规范刚好能做酒店与停车场。

一切顺风顺水，直到2006年。

“国土局、劳动局、社保局要盖新办公楼，想‘换块地搞绿化’。”

　　溢源居同意了。但“换地”的承诺，像一根断了的弦。政府占了地，盖起了办公楼——如今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医保局、人社局都在此办公；原35亩地，变成停车场与绿地。

　　2010年，政府拿出置换方案：梁郡路西侧留45亩“等价不等量置换”。2015年又称“种种原因没解决”，又提新方案。可新方案呢？

“从案材料看，政府没给处理意见。”

九年过去，股东们坐不住了。

“正常开发的话，酒店2008年就能开业。”

结果颗粒无收，市场却被对手挤满。

二、从“民告官”到“官躲官”：法律的硬与权力的软

2020年，副市长武跃飞、规划局长句志强劝溢源居：

“起诉吧，政府协调师出无名。”

这句话，推着溢源居走上法庭。

忻州中院一审认定：政府占地未走收回程序，也未补救，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。判60天内重新处理。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，并强调：

“不仅要公平补偿，还要合理补偿实际损失。”

讽刺的是，诉讼进行时，政府干了件“骚操作”——把2010年承诺置换的45亩地卖了。挂牌时间是2020年10月11日——溢源居起诉朔州市政府的第二天。成交时间11月10日。

“一审还没开庭，置换文件就被‘撕毁’了。”

二审后谈判转向经济补偿。政府招标评估9884.5万；法院摇号重评8961.33万。孙晓东以为“这下有戏了”。

没戏。

三、斗法的升级：预处罚、复函警告、执行异议

2024年10月，忻州中院致函朔州市政府：履行判决。  
没动静。

11月5日，预处罚通知书来了：

“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，列失信名单。”

9天后，更狠的来了——给市长吴秀玲的预处罚通知：

“每日罚款50元，10日内不履责就正式处罚。”

政府慌了，申请延期三个月。

但“拖”字诀仍在继续。2024年11月21日，政府复函忻州中院，句句扎心：

“扎实推进程序，不存在不作为”“可能涉及国有资产流失，需审慎处理”。

政府还翻旧账：2003年买地3.38万/亩，低于当年基准地价（7.9-13.9万/亩）；现在评估价256.27万/亩，“远超朔州历史最高199.22万/亩”。

一位跟踪此事的干部说：

“还是通过关系，和领导见个面，给领导把心结打开了。”

至于哪位领导、什么心结？拒绝解释。

四、最后通牒与培训式拖延

2025年9月，忻州中院急了：

“案件执行一年九个月，政府承诺2025年3月31日前完成，没进展！”

中院发函：这是最后通牒，一次性彻底解决。

政府的回应很“官方”：

“市长及分管副市长在北京培训学习，待学习结束研究。”

培训，成了最好的挡箭牌。

省检察院发检察建议：执行超限，赶紧采取措施。市长吴秀玲批示：

“保障企业利益，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。”

但两条路堵死了——换地“没谈清楚”，补偿被认定“国有资产流失”。

“解决问题的两条路是不是都堵死了？”诉讼代理人问。

2025年11月，政府再提执行异议：

“法院越权替行政机关做决定”“执行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”。

听证会上，溢源居表态实在：

“经济补偿也行，土地置换也行，只要求尽快解决。”

政府代表尚兴阳说：

“财政困难，置换没谈拢。”

五、时代的注脚：当“新官不理旧账”遇上“清理拖欠”

2025年底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喊出**“加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”**。发改委说：

“改进营商环境最大动作，是清理政府欠款。”

孙晓东又寄了一摞材料。

二十年的拉锯，像一面镜子：照见地方治理的“拖字诀”，照见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的积弊，也照见法律与权力的掰手腕——当法院下“最后通牒”，当政府搬出“国有资产流失”，当“培训”成为拖延借口，我们终于看清：

所谓“历史遗留问题”，不过是“当下不愿解决的问题”。

六、法律视角：公权力失信的成因与破局

1. 成因剖析

• 权力惯性：政府手握规划、土地、财政大权，常以“公共利益”“国有资产”为由延缓或拒绝履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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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任期更替：朔州9任市长更迭，每任重启流程，导致承诺悬空。
• 规避问责：用“培训”“调研”“审慎研究”作缓冲，拖延至舆论降温。
• 评估博弈：政府不认可己方招标评估，又质疑法院摇号评估，制造执行障碍。

2. 法律困境

• 行政与司法边界模糊：政府称法院“越权替行政机关作决定”，实则回避自身履约责任。
• 执行异议滥用：以程序性理由阻却实体履行，消耗司法权威。
• 信用惩戒乏力：对政府失信的罚款额度低（每日50元），失信名单威慑不足。

3. 破局路径（借鉴外地案例）

• 专项化债与台账管理：如山西“两不一欠”机制，将政府欠款纳入统一清理，防止踢皮球。
• 提高失信成本：对政府失信适用更高额罚款、限制融资与项目审批。
• 强化人大监督：人大可就重大政府履约案件开展质询，形成政治压力。
• 引入第三方调解与仲裁：减少行政干预，提升谈判效率。
• 公众与媒体监督：持续曝光典型案例，倒逼政府守约。

案例链接：某省曾对拖欠民企账款的县级政府主要领导约谈并公开通报，三个月内清偿率提升至87%。这说明，当监督与问责并行，政府信用可迅速修复。

七、给政府的思考：信用是最硬的资产

一个政府若不讲信用，会怎样？

• 投资者望而却步，资本外流。
• 本地企业生存艰难，创新乏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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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百姓维权无门，社会矛盾累积。

吴晓波曾说：

“商业文明的本质是信用文明。”

对政府而言，信用不仅是道德要求，更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。

当法院向市长下“最后通牒”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起土地纠纷，更是公权力自我纠偏的艰难起步。它提醒所有地方政府：

法律的长臂，终会伸向每一个逃避责任的角落。

八、结语：为百姓维权点亮法治灯塔

朔州的风还在吹。孙晓东的酒店梦，还在等一个答案。

但忻州中院的行动，已在全国投下一枚信号弹：
法治的进步，不在于纸上的条文，而在于每一次对权力的硬约束。

百姓维权之路虽难，但只要法律不退场，监督不缺位，信用不破产，希望的灯就不会熄灭。

• 拖延，是权力的慢性毒药；履约，是政府最好的名片。
• 当法院罚市长每日50元，我们看见的不只是罚款，而是法治对权力的丈量。
• 公权力的信用，不能靠良心维系，要靠制度锁死。

素材来源：南方周末，转载自：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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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：经济与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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